王勃华：明年我国光伏装机或将超75GW

[47] 全国人大财经委：《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201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7年第2期，第302—303页。

[xxv]参见宋功德：行政裁量法律规制的模式转换——从单一的硬法或软法模式向软硬并举的混合法模式，载《法学评论》2009年第5期。行政机关是否做到依法行政，这就需要人民法院结合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判断。

实践中，有的法官担心适用滥用职权标准审查案件，被诉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可能面临滥用职权罪的刑事追责，因此极少适用这一标准作出裁判。利用硬法进行初次规制，按照硬法划定行政裁量的法定空间，要求行政裁量遵循主体、权限、程序、内容等法定要件。也就意味着对该违法行政行为无须进入实质合法性审查。从人类对法治的需求层次看，先满足较低层次的形式法治需求，伴随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进步，人类的法治需求层次水涨船高，必然要求满足更高层次的实质法治需求，这是人类社会法治发展的必然规律。随着行政法治迈向实质法治阶段，将政府的全部活动纳入法治轨道已经成为必然趋势，这就要求对合法性审查对象进一步明确，必要时可以逐步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

行政行为具备这上述要件的，才属于形式合法的行政行为，缺少其中任何一个要素，都属于违法行为。不仅要满足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方面的新需求，而且要加强人权的法治保障。[103]晚近研究也在不断揭示：按劳分配是社会市场经济内涵的组成部分。

[13]该部分后来独立成篇，被命名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90]随后，李鹏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也谈到近年来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作出新的认识，故(相关)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宪法上有所反映。[79] 1987年，邓小平指出：之所以中国发展过程中不会产生资产阶级，因为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分配会有差别，但目的是共同富裕。[63]第二，按劳分配收入不会成为资本，按劳分配也不会产生资本主义。

(二)按劳分配正式入宪 尽管五四宪法没有规定按劳分配内容，但在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按劳分配的实践探索已然展开。这固然是因为宪法第6条的修改发生在1999年，此后便再无更改，但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则在于按劳分配作为宪法原则在相当长时期以来较少获得关注，以至于前述中共十六大报告即已正式提出并被十七大、十八大报告沿用的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至今未在宪法学教材中得到反映。

[52] 不过，到文革前夕，刘少奇已经不再将宣传物质刺激作为政治思想工作的一部分，并将政治挂帅摆到物质刺激之前，从而愈益接近毛泽东此前的认识。尽管《共同纲领》本身没有载明社会主义前途，也未明确表示将实行各取所值，但在第一届政协会议期间，陈叔通代表工商界的发言即已谈到：新民主主义是徐步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对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需要认识到是以公为主、以私为辅，还要认识到劳动是建设的基本动力，资本的运用……也应该是为全国人民谋福利的。在毛泽东所称较新的罗马尼亚和波兰两国宪法中，1936年苏联宪法上述三条相关规定皆有所反映，并且无论内容还是所处章节位置都高度相似。[69]同上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7页。

[14]可见东北书店编：《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552-553页。参见肖蔚云：《论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3页。[80]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8、255页。工商界代表李烛尘亦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人们只要能够掌握新的生产技术和新的管理方法，又能忠诚老实地为人民服务……必将……按贡献的大小得到相应的报酬。

与之相关，规定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者应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既要使劳动者按照他们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取得应得报酬，又要为他们发展才能尽可能创造条件。②将获得与工作成果相对应的报酬规定为劳动权的重要方面。

这一方面使该条款难以得到普遍遵循，乃至相当程度上沦为空文，[83]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发生弱化之后，其本身亦趋于虚化，成为一种脱离原有背景与条件的、相对空洞化的概念。然而，一如《共同纲领》，不久后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形成的《宪法草案(初稿)》并没有出现各取所值/按劳取酬的表述，相关内容主要体现在第14条、第16条和第83条。

[23]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203、287、289页。[6]参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8页。前文已述，毛泽东对于按劳分配的认知是相当复杂且曾多次转变的。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具体而言，如前所述，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依旧沿用主体—补充表述。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原则下，收入，只要是合法的，就应当允许，从而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见前注[23],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0-321页。[52]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382、388-399页。

[24]同上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37页。这一说法也主要是针对平均主义之机械，而非平均主义本身。

最终通过的文本[74]相较4月《草案》仍作了不少改动，使得相关规定更加完善。[17]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102、109页。

这些政策话语体现了通过再次强调和重新诠释来使按劳分配主体地位回升的努力，但效果尚不显著，故近年的语言社会学研究仍客观指出按劳分配(以及多劳多得)属于当代主流话语中的隐退词。但他深刻揭示和强调了按劳分配的平等与不平等都是相对的，而且总体上是进步的，故应以此作为第一阶段新社会的分配原则。[67]这些观点富有启发性，在当时大大深化了人们对按劳分配及相关问题的认识。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29、54、125、230页。

在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里，已经不具备产生剥削的条件。于是，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

另一方面，相较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其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分配采取的是一定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21]由此，按劳分配取代了各取所值/按劳取酬，正式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分配原则的标准中译，并沿用至今。

结合其他一些人民民主国家(包括蒙古、保加利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不含越南、朝鲜)的宪法，可以总结出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在不同程度上都包含有关劳动的如下规定：①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规定为发展经济的重要目的。然而，这种空间不大不小，时间更是稍纵即逝——当经过了十四届三中全会，不仅是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变为了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而且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以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也获得确立。

(对此，)必要时可作宪法解释。[16]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9、467页。11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开幕，彭真所作的报告(以下称作《修宪报告》)指出：伴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确立，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项基本制度，故在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均有作出规定的基础上，再次将此肯定下来。第9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

制宪时，中国未效仿苏联等国规定按劳分配内容，这是从实际出发、自主作出的决定。但是，搞极端平均, 不问一切理由追求平均，则不仅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即使是未来社会主义经济时期，物质的分配亦当按照各人及各工作的需要，决然无所谓绝对平均。

在七八宪法继续规定按劳分配以及在此前后展开按劳分配大讨论的基础上，八二宪法完善了相关规定。正因如此，前文未将它们纳入总结范围。

(二)八二宪法的相关规定与现实变化 七八宪法形成后不久，邓小平便谈到：要允许部分地区、单位和群体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以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比如捷克斯洛伐克宪法规定，劳动报酬应当合理、公平，劳动数量、质量和对社会的裨益等因素均应加以考虑。